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战将,并且一生都保持着他的个性。与很多战将不同,李军长自参加红军后,一直在总部的情报和参谋部门工作,没有基层部队的征战经历。直到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以后,他才离开总部,担任一线部队的指挥员。但战争实践证明,李军长确实是一名战将,思维敏捷,判断力强,处事果断,有很强的带兵和指挥能力。但为人孤傲,性格倔强。今天,就说一说这位“墨镜将军”。
李军长1930年10月参加红军,当时只有16岁,被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(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)杨立三挑选到总部当传令兵,1年后转到朱总司令的警卫班当战士。由于李军长读过三年小学,在当时是属于有文化的人,加之人比较机灵,1932年秋被调到谍报科工作,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情报和参谋工作。1933年成立二局,谍报科并入二局。
一是在四渡赤水期间。肖华在《长征组歌》中曾写主席“用兵真如神”。1960年,主席对到访中国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也说:“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。”当时,3万红军遭30万敌人围困,在主席的指挥下,最终突围而出。主席之所以用兵如神,靠的就是二局提供的情报支持。当时,二局已经能够破译敌人所有师以上单位的电报密码。所以,敌人的驻防、调动等情况,全被二局侦悉,主席就指挥红军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行。但我动、敌动,敌动、我动。所以,现在看来,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简直是就是一团乱麻。1935年2月底,红军二渡赤水,再占遵义城。此时,二局侦知吴奇伟纵队与川军拉开距离,孤军深入至遵义以南。得知这一情报,主席立即调动遵义附近的红一、红三军团围歼吴奇伟纵队。此战歼敌5000多人,在敌情非常严峻的形势下,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大的一个胜仗。
二是在草地分裂前后。1935年9月,张主席准备挟红一方面军南下。在紧要关头,总部决定率红一、红三军团秘密单独北上。行前,主席特地嘱咐,一定要设法把二局全体人员带走,说“二局的作用胜过一个军团”。
长征到达陕北后,1937年8月,李军长入抗大学习。大概在1938年年中,李军长调到115师工作,12月任侦察科长,随115师师部挺进山东。1943年3月,任115师参谋处长。
1945年11月,李军长随罗荣恒进军东北。11月14日,即到达沈阳的第二天,罗荣恒带李军长去见,向详细介绍了李军长的情况:“对参谋工作熟悉,对山东部队情况比较熟悉,指挥作战也非常果断……是我从山东带来的指挥机关中的主要工作人员。”
李军长随后向详细汇报了山东部队的情况。汇报结束后,当即要求李军长着手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(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)总部的指挥机构。李军长只用了3天时间,就完成了指挥机构的组建工作,对此非常满意。在东总,李军长继续担任参谋处长,直到1946年6月赴1纵任职。
需要说明的是:在此之前,与李军长没有交集,也不熟悉。有文章说是把李军长从二局要到115师的。这完全不符合事实。李军长调到115师工作,是负伤离开部队以后的事。
1946年6月,东总决定调李军长到1纵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亲自找他谈话,讲了此次调动的理由:一是部队急需干部;二是1纵来自山东,李对部队情况熟悉;三是李熟悉作战情况;并强调1纵是我军主力,调李去1纵是为了加强部队的作战指挥。但李军长内心不愿意离开总部,认为是因“舒兰喝酒与王继芳叛变”两件事,对他“不满意”。这两事都发生在四平撤退途中。
1946年5月18日,下达了四平撤退命令,为期1个月的四平保卫战结束。应当说,整个撤退行动布置得相当周密,连一具烈士遗体也没有留下,整个撤退行动也相当隐蔽和有序。第二天一早,敌军还是与往常一样,在猛烈炮击后发起步兵冲锋,居然不知道四平已是一座空城。可撤退两天后,情况就不对劲了:敌军的追击行动突然大胆起来,齐头并进,一直紧跟民主联军快速、放肆地追,致使民主联军的撤退行动一片混乱。一查,原来是东总前指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了,并将民主联军的兵力部署、兵力统计、四平撤退计划及路线等全部交给了敌人。王继芳的叛变,导致东北民主联军损失惨重,新组建的部队大批逃散,很多部队联系不上。一向沉稳的林总也有点沉不住气了。
东总前指到达舒兰宿营后,因电台及机要人员走错了路,无法联系部队。急了,让秘书季中权带他去找李军长。正巧,负责打前站的管理处长何敬之准备了一些酒和菜,叫上李军长、苏静(情报处长)、张瑞(通信处长)等几位处长,围着桌子刚端起酒杯,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,在桌子边上略站了一会后,突然一把掀翻桌子,杯碗酒菜洒了一地。
这一下,搞得几个处长狼狈不堪,赶紧跑回各自岗位工作去了。据身边人员回忆,这是在战争年代唯一一次发火。也难怪:四平保卫战是总部下的决心,是硬着头皮打的。连续1个月在不利形势下指挥作战,本已心力交瘁,加之撤退途中的混乱和危险状态,到舒兰就病倒了。这让非常尊敬的李军长心情更加痛苦,第二天即向递交了检讨,承认了错误,并痛哭一场。
作战科属于参谋处。虽说“舒兰喝酒”有些巧合,但对王继芳的叛变,李军长是负有重要责任的。到了晚年,李军长在回忆录中,还认为这件事让他“刻骨铭心、悔恨万分、终生难忘”,使他“今后在工作中不敢再有丝毫懈怠”。实事求是地说,调李军长到主力纵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仍属重用,并非贬斥,后来也没有影响李在军事生涯的发展。从这件事也可看出:即使对下属“不满意”,也是量才而用,不会打压,更不会整人。
那是因为在抗战期间的一次战斗中,李军长的右眼受伤失明了。1939年8月,在一次反“扫荡”中,为了掩护115师师部,陈光命令侦察科长李军长带1个连和1个侦察排主动出击,把日军引向别处。在完成任务后的撤退途中,突然遭到日军炮击,几发炮弹就在李军长身边爆炸,气浪把他击倒在地。
好在这次日军发射的是催泪弹,如果是炸弹,李军长很可能就没命了。但李的双眼受到强烈刺激,流泪不止。根据地医疗条件差,过一段时间,李的左眼逐渐恢复,但右眼始终不见好转。后经陈光和罗荣恒批准,李军长乔装到北平做了角膜移植手术。但手术失败,右眼失明,师卫生部还给他发了战伤二等残废证。从这以后,李军长就一直戴着一副墨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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